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海外扩散，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，投资者对发生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担忧不断上升。美联储罕见地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大举降息，在此背景下，有关中国宏观政策应如何发力的声音渐大渐杂。
针对近期的热点问题，界面新闻分别专访了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，希望从中找到客观理性的声音，对市场关切做出回应。
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，当前欧美已经来到金融危机的边缘，未来需要关注美国上市公司债务会否发生大规模违约，这可能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。美联储在经过两次紧急降息后，未来可能会继续降息，甚至将利率下调至负区间。
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，美联储在当地时间3月3日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，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储首次在非政策会议期间降息。但降息带来了更多的恐慌，美股上周经历大幅动荡，一周之内两次触及熔断。3月15日，美联储再度宣布降息100个基点，并推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(QE)计划。
李迅雷认为，就业问题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。现在不是说要达到什么目标，而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，不要出现大的就业问题。他特别提到，政府要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做好预案。在“房住不炒”的前提下，稳定预期，防止房价暴跌。
对于宏观政策如何发力，李迅雷表示，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应尽量补贴低收入群体，通过提振消费，进而稳定就业。货币政策相对来说，空间较大，可以相机抉择，但要给市场一个好的预期。
以下为访谈实录：
界面新闻：北京时间周一凌晨美联储突然降息1个百分点至0%-0.25%，并重启QE。您怎么评价这一举措？
李迅雷：这个举措主要还是应对流动性问题，现在市场比较恐慌，与其等到市场大跌之后再降息，还不如现在先降了。预计美联储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降息，可能降到负利率。
界面新闻：您认为今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风险有多高？
李迅雷：我觉得已经进入到金融危机的边缘了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。未来主要看哪些美国的大企业借钱来回购股票，到时候，债能不能还得了?如果出现大部分违约的话，资金链就会中断，这样就爆发危机了。
如果危机真的来了，应对难度肯定比2008年要大。2008年的时候，美国政府的杠杆率只有40%，现在杠杆水平大约在100%，政府还有多少余力救市?购买资产要有钱，但现在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、日本，政府的杠杆水平都太高了。
界面新闻：今年美国已经降息1.5个百分点，这会不会倒逼中国央行加大降息幅度？
李迅雷：对于中国来讲，名义上降息的空间比较大。但实际上，我们需要评估降息的效果。我们需要考虑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是资金成本过高的问题。如果不是，而是正常经济运作没法开展的话，那降息需要慎重。
我认为，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疫情导致复工复产的进度比较慢，而且目前我国CPI(居民消费价格指数)仍在5%以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央行还是要以我为主，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政策工具的组合。
在全球货币宽松下，我国货币政策空间在变大，但具体怎么用，需要相机抉择，主要是要给市场一个好的预期。
界面新闻：对于今年的中国经济，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？
李迅雷：我还是担心就业。这次的就业问题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严重很多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生产可以不受影响，但疫情爆发之后，生产受到影响，正常就业都受到了影响，更何况是失业呢?这是疫情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。
界面新闻：您对全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是多少？
李迅雷：没法预测。因为现在美国、欧洲的疫情都没有结束。中国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，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。而海外的疫情什么时候解除，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和进口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，所以这块没法预测。要实现“两个翻番”，按我们之前的测算，2020年GDP增速至少要达到5.7%才可以达到目标。
我觉得不爆发金融危机就算好事情，现在大家都在担忧这个。所以，现在要运用底线思维，不是说要达到什么目标，而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。要做的是把底线稳住，不要出现大的就业问题就可以了。
界面新闻：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宏观政策应该怎么来调配呢？
李迅雷：那就是把房地产给稳住，说白了，就是要防止房价暴跌。因为在中国，如果说要触发金融危机，可能就是房地产。
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波动要有预案，但现在还不到房地产政策调整的时候。危机的传导是有过程的，不是美国发生危机，中国马上就会发生危机，可能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，慢慢传导过来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对策。
界面新闻：您在提振服务业和稳就业方面，有何想法？
李迅雷：稳定服务业的就业，其实还是需要刺激需求。现在因为疫情影响，居民在消费上还是有顾虑。比如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那肯定是不敢去外面吃饭了。
那怎么能够消除顾虑?我觉得这是需要政府考虑的。实际上现在国内新增病例已经很少了，政府在引导消费上要把握好度。如果说都是守土有责，只要这个地方出现病例，地方政府就要担责，那整个地方经济都难有起色，必须让政府在这方面免责。
大家有公共安全意识是挺好的，但是过度防御，对经济带来的危害可能是非常大的。因为有些消费过去就过去了，尤其服务消费这块是很难再弥补的。你在外面吃饭，就算疫情过去了，也不可能要吃个两倍，旅游也是一样的。
界面新闻：刺激消费方面，政策重心应该放在哪？
李迅雷：我觉得重心还是放在收入结构改革，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收入保障，缩小中低收入阶层跟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。这方面的政策力度要加大。
至于消费券的发放，首先要判断哪一部分人是属于需要发放、需要救助的，然后通过比较市场化的手段进行。发放的渠道有多个，一个是对低收入阶层，消费券应由政府补贴，用于定向购买某种消费品;一种是城市、企业发放的旅游消费券，鼓励大家出去旅游;还有一些购物的消费券，不一定由政府部门来发，各个企业、商场都可以发。
界面新闻：都由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话，会不会给财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？
李迅雷：政府发放消费券当然是依靠财政收入、财政支出。与其搞投资、搞基建，还不如发消费券。为什么香港政府每年都给老百姓发钱?就是它财政支出省下来的。就像海外，要做一个投资，都要纳税人充分讨论，所以在美国要造座桥，要修条路，讨论20年都不一定能够修起来。但是你在居民养老这些方面支出，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。
界面新闻：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财政如何发力，有人鼓励大规模的基建，包括新基建，也有人说应该进行“二次房改”，建安居房。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声音？
李迅雷：挺难的，关键是没钱。从财政赤字来讲，按照目前情况，比较偏紧的财政赤字可能要到3.5%，如果再松一松的话，可能要到4%-5%了。原因在于减税、降费、疫情导致企业盈利状况恶化，税收收入减少，财政收入整体大幅下降，刚性支出却在增加，比如防控疫情。搞大基建，钱从哪里来?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。【责任编辑/李小可】
来源：界面新闻
